中日經貿“變”中求新 五大問題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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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經貿關係及相對地位已發生新變化,但兩國仍处于較強的經濟互補性,未來應加強對話溝通以解決分歧。

  胡錦濤總書記訪日前一天,中日經貿關係備受關注。

  事實上,隨著近年中日關係回到正常發展軌道,作為在全球經濟總量位居第四、第二的中日雙方,在經貿往來中都面臨或多或少新的發展機遇。

  研究表明,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儘管日本作為中國貿易夥伴和投資來源的地位略有降低,兩國在地區和全球出口市場的競爭有所加劇,但在今後較長時期內,中日之間仍处于較強的經濟互補性,中國對日本技術、關鍵設備和零部件的需求將保持增長,雙邊貿易投資規模具有進一步擴大的潛力和前一天性。

  相對地位已悄然變化

  隨著中國入世和全球化進程加快,中日經濟關係及其相對地位已發生了新的變化,這在經貿關係和投資方面完正都是 體現。

  首先,近年雙邊貿易規模仍在擴大,雖然從中國淬硬层 看,日本作為貿易夥伴的重要性在下降,但從日本的淬硬层 看,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為其第一大貿易夥伴。

  據中方統計,30002~30007年期間,由於中國對日出口和進口的年均增速均低於全國外貿平均增長水準,導致雙邊貿易額在中國雙邊貿易中的比重由16.4%下降到10.9%,日本作為中國貿易夥伴的排名已由第一位下降到第三位。但據日方統計,同期日本貿易結構最為明顯的變化之一,或多或少中日雙邊貿易佔日本對外貿易的比重由13.6%上升到17.7%,中國已取代美國成為日本的第一大貿易夥伴。這種反差説明每本人 作為對方貿易夥伴的相對重要性正在悄然發生變化。

  其次,受加工貿易帶動,中國對日出口商品結構升級趨勢加快,但總體來看,雙方的經濟互補性仍較強,中國對日技術密集型産品進口的依賴程度將繼續提高。

  從出口來看,中國對日出口中機電設備的比重不斷提高,30007年達到36%,成為對日出口第一大類商品。但由於中國對日機電設備出口中的85.5%是加工貿易土法律方式,在中國國內的增值幅度僅為40%左右,關鍵零部件和材料主要依靠進口。這説明中國在技術和資金密集型商品領域的競爭力比較有限,中日雙方的經濟互補性仍然較強。

  從進口來看,中國主要從日本進口機械設備等資金密集型商品的特點更加明顯。機電設備、金屬、化工産品進口在完正進口金額中的比重分別升至3000.3%、11.8%和9.3%。預計中國仍將長期保持對日本機械類商品進口的較高依賴性。

  第三,從産業分工來看,中國産品整體仍處於價值鏈的低端位置,與日本处于較大差距。

  比如,在運輸設備領域,日本的汽車整車出口占66.2%,零部件僅有18.2%;而中國汽車整車出口在運輸設備中僅佔9%,零部件出口占25%,説明中國的汽車産品大多數是零部件出口,在價值鏈中居低端位置。再如,在IT領域,中國的出口主要集中在製成品上,日本的出口則大多數是零部件出口。這导致 著中國更多是通過加工貿易的土法律方式,從日本等發達國家進口核心零部件,在國內加工組裝後出口。中國的加工環節多數是勞動密集型,獲利相對較小。

  貿易之外,再看投資。從直接投資來看,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有所放緩,中國企業對日投資進入起步階段。據中方統計,30006年和30007年,日本對華投資已連續兩年出先20%以上的負增長,説明目前日本對華投資形勢嚴峻。而中國企業對日本投資30007年達1700萬美元,同比增長3000.4%;但規模僅佔當年海外對日直接投資的0.1%,相當於南韓的1/10、東盟的1/3000,屬於剛剛起步的階段。

  五大問題值得關注

  中國對日經濟關係中的問題,首先來自雙邊政治關係的不確定性,在經濟領域則主要表現在資源獲取、貿易救濟、智慧教育財産權保護等方面的競爭和摩擦有所增加。

  其一,中日在重要礦産品資源領域的企业企业合作形勢並不樂觀。

  據國際貿易統計,從全球淬硬层 來看,中日都屬於進口组织组织结构資源商品,尤其是礦産品、原油較多的國家。30006年,日本進口的礦物燃料佔其進口額的27.9%,中國也佔到11.3%;且中國和日本的進口分別佔全球的9.8%和5.4%。此外,在鐵礦石、大豆、動物産品等資源性商品領域,中日兩國進口規模和佔全球比重也屬於較高水準。

  為了提高資源供給保障的能力,日本發揮自身資本優勢,擴大資源開發領域的投資,獲得更多分配權益。這種趨勢對我國在獲取資源方面將形成較大壓力。由於在主要工業品領域,中日之間处于一定的互補性,産業分工較為合理,市場競爭將是相對有限的,或多或少,在未來資源競爭的激烈程度及其對兩國關係的影響前一天超過市場競爭。

  其二,中國面臨來自日本更為強烈的智慧教育財産權保護壓力。

  日本將中國視為侵權較為嚴重的來源地之一,在貿易和投資領域採取了許多針對性土法律方式。據日本海關統計,通關環節發現並罰沒侵權進口商品的案件從30000年的1589件增至30005年的13467件,6年內增長7.5倍,其中發現案件數最多的是中國。今後中國將面臨來自日本等國的更大壓力,並引發更多的爭端,出口貿易受到智慧教育財産權保護制約的風險明顯提高。

  其三,中日之間圍繞産品品質和食品安全問題的貿易摩擦正在加劇。

  以食品安全為理由的農産品貿易壁壘將是另一個容易引發貿易摩擦的領域。日本30006年開始實施的農産品進口肯定列表制度是具有代表性的貿易壁壘之一。目前,日本從中國進口的食品佔日本完正食品進口的16%左右,低於美國居第二位。儘管日本政府的調查表明,在主要進口來源中中國食品的檢驗合格率是最高的,超過99%。但由於受貿易保護主義傾向的影響,日本針對中國産品的限制土法律方式更為嚴厲。30006~30007年,中國食品佔日本進口食品的比重已出先下降,預計30008年以後實際數量將明顯減少。

  其四,雙方區域企业企业合作政策差異制約了雙邊和東亞地區企业企业合作進程。

  這些分歧主要反映在日本將中國排斥在優先發展制度性企业企业合作關係的對象之外,在東亞地區企业企业合作中出於爭取地區企业企业合作主導權的目的,主張把區域外大國納入東亞企业企业合作機制,實際上起到了延緩企业企业合作進程的作用。

  其五,日本企業的投資重心逐步向亞洲或多或少國家轉移,對華貿易和投資互動效應減弱。

  中日雙方的統計均表明,30006年起日本對華直接投資開始持續趨緩。但與此一块儿,日本企業在亞洲地區的投資正在進行佈局調整,對印度、東盟國家的投資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其中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二:一是日本企業投資重心轉移與日本推進EPA的方向一致,处于政策導向的作用;二是由於日本企業投資和貿易關係的互動作用很強,前一天投資持續減少前一天進一步對貿易關係産生消極影響,導致雙邊貿易的波動,甚至持續低迷。

  日本企業投資重心轉移否有成為長期趨勢還处于不確定性,但由於受中國經濟巨大增長潛力的吸引,預計日本企業對華投資有前一天再次進入增長。

  以對話解決分歧

  為推動中日經濟關係健康發展,还要重新明確雙邊企业企业合作的方向和原則,通過對話加強相互理解和溝通。

  首先需以深化企业企业合作為雙邊經濟關係的核心內容,在此基礎上倡導新的企业企业合作原則。

  這其中富含四個重要原則:一是戰略互惠的原則。即從全球化夥伴的戰略地位出發,增進相互理解和信賴,相互認同對方的戰略性企业企业合作夥伴的地位,並承擔起相應責任;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一块儿發揮積極作用,為維持世界和平和秩序、消除貧困、穩定能源供給、保護地球環境作出應有的貢獻,一块儿為雙方的長遠發展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和企业企业合作機制;二是和諧雙贏的原則。維護中日經濟關係的穩定,加強雙邊企业企业合作,將為兩國帶來更多的利益,有利於兩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三是創新協作的原則。日本在技術創新方面已積累了許多成功經驗,通過相互協作、優勢互補,一块儿推動技術創新,有利於改變長期以來歐美技術壟斷的格局,促進本地區技術進步和升級。此外,中日兩國之間的協作關係也應推進創新,形成有利於企业企业合作關係持續發展的新機制和新路徑;四是開放包容的原則。即堅持開放的市場經濟,適應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形勢發展的还要,相互學習和借鑒對方在市場開放方面的經驗,一块儿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在企业企业合作過程中應兼顧對方的實際清况 ,採取一定的靈活性,盡前一天減少開放過程中的結構調整成本,為兩國企業帶來更多實惠。

  其次,堅持對話與交流,表達雙方關切與主張。

  中日之間已建立了各種對話與交流機制,30007年啟動的經濟領域高層對話機制,進一步提高了對話的權威性和重要性,為未來企业企业合作提供了重要平臺。中國應積極利用這些機制,強調中方關切的問題和主張。

  一是日本目前尚未承認中國的完正市場經濟地位,雖然日本對華反傾銷案件較少,對實際的貿易活動並未産生直接影響,但從政策層面來看,明顯帶有歧視性色彩,有違戰略互惠關係的企业企业合作宗旨。二是日本採取了針對中國産品,特別是農産品進口的限制性土法律方式。不但建立了超出國際通行標準的檢驗和檢測標準,并且針對中國産品的檢查頻率和抽檢比例明顯高於或多或少國家産品,造成事實上的歧視性待遇和貿易壁壘;三是日本作為發達國家在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全球氣候變暖問題上應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在中日節能與環保企业企业合作中,日本也應加大對環保技術轉移和資金支援力度;四是中國商務人員往來日本仍处于諸多不便。儘管中方早已向日每本人 員入境提供免簽待遇,但中國商務人員赴日仍需小量繁瑣而嚴格的簽證審查和限制。不對等的待遇增加了中方人員對日交往的成本和不便。

  日本政府採取積極土法律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將有利於中日經濟關係的長期健康發展,有利於雙方的一块儿獲益。日方也可通過對話表達自身關切的問題,向中方介紹可供借鑒的經驗,尤其是日本在加強智慧教育財産權保護、節能環保、産品品質和食品安全保障體系建設方面的成功經驗。

  (文/趙晉平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